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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白:做一個影響有影響力的醫(yī)藥人!

發(fā)布日期:2020-11-19   來源:同寫意   瀏覽次數:0
核心提示:導讀:影響有影響力的人,哪怕他只吸收20%,也會在他能夠影響的人群里擴展開來。近日,清華大學藥學院魯白教授在極富江南園林特
 導讀:影響有影響力的人,哪怕他只吸收20%,也會在他能夠影響的人群里擴展開來。

近日,清華大學藥學院魯白教授在極富江南園林特色的蘇州南園賓館“吳中誼宮”里,與20多位Biotech 總裁們暢談科技人生。期間,魯白教授準備的多個交流被程博士打散成了一個個心靈對話,以下是對話整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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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白博士

 

主持人:請魯教授做個自我介紹,讓大家熟悉下?

 

魯教授:我的第一個job是在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/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,做基礎研究。然后去NIH工作14年,先是做研究,后來也做管理工作,領導一個跨研究所的轉化醫(yī)學program。2009年回國到GSK做了4年多高管。自2013年起,我就在清華大學,先是主管醫(yī)學院,現在是藥學院的教授。簡言之,我的經歷有國外和國內,有學術界和工業(yè)界,有體制外也有體制內。

 

主持人:您做過GSK的高管,做過清華醫(yī)學院領導,現在又創(chuàng)立“福貝生物”這樣一家高科技公司,您覺得您本質上是什么樣的角色?

 

魯教授:本質上我是個intelligentsia,是個知識分子!知識分子就是要獨立思考,做創(chuàng)造性的工作,有社會責任感,做有影響力的事情。

 

多年前在一次沙龍聚會上,遇到斯坦福大學的張首晟教授。他一向思想比較超前,關心影響人類發(fā)展的大事。我問他,“你覺得有哪三項技術,可能會改變我們的未來的生活?”。他說了三個:無人車,區(qū)塊鏈,AR(augmented reality)?,F在看來,他說準了2項。當然,人工智能的發(fā)展也比我們預料的要迅猛。

 

Bill Gates也講過他認為影響人類健康的三件大事。第一是傳染病。直到上世紀初,傳染病使得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在40歲左右。當大部分傳染病被消滅之后,平均壽命達到了70歲左右。接下來要治療的是腫瘤。近年來發(fā)展迅猛的免疫療法,可能解決這一難題,將壽命再延長十多年。最后就是慢性病,包括心血管,代謝病,神經系統(tǒng)疾病。尤其像阿爾茨海默?。ɡ夏臧V呆癥),現在還沒有解決的辦法。

 

腫瘤會讓你死,但老年癡呆更嚴重,它讓你活著卻不知道自己是誰。所以,這個問題就讓我自己思考“我是誰”,我來這個世界上是做什么?我能為此做些什么?

 

這一切都離不開科學。

 

主持人:什么是科學?

 

魯教授:有次我參加央視的一個節(jié)目,專門講什么是科學。我問現場觀眾,愛因斯坦是不是科學家?大家都舉手。然后我又問,愛迪生是不是科學家?在座的很多聽眾,包括好幾位很著名科技投資人,都把手舉起來。我解釋說,愛迪生不是科學家,他是把科學變成技術的偉大人物。

 

科學跟科技是什么關系?現在有不少人包括很多領導,都相信一種邏輯關系,或者一個公式,那就是科學會促成技術的革命,技術會帶來經濟的發(fā)展,經濟發(fā)展會推動社會的進步。但事實上這種等號關系不一定成立。有的國家經濟不那么發(fā)達,但它的社會很進步,比如古希臘;有的國家技術非常發(fā)達,可不一定是世界領袖。

 

一個國家僅僅是GDP的領先,或者是technology的崛起,那不叫強國。從歷史看,凡是變成強國的那些國家,那一定是在先進思想引領下的全面的繁榮,在科學技術,政治經濟,文學歷史哲學,還有詩歌、戲劇、音樂,等等,都能出現一大批偉人。最近一次發(fā)生的是在二戰(zhàn)后的美國。

 

今天的中國,能夠變成這樣的一個國家嗎?如果我們不講科學,只講技術,或者把科技庸俗化,只把它變成一個有用的東西,就能讓國家強大了嗎?

 

為了讓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成功人士認識到,我們不能只顧當前的事,只講GDP,只講科技,我和長城會的文廚,還有李開復、張首晟、張宏江,楊培東等創(chuàng)立了一個高山大學,主要是把企業(yè)家、投資人、創(chuàng)業(yè)者帶到國外去訪學,包括美國、英國、以色列甚至印度。我們去訪問很多大學教授,企業(yè)界思想界的領袖,他們往往走在比較前沿,看他們怎么認識科學和科技的。我們不是要教學員們某些具體的科學知識和技能,而是讓他們看看世界有多大,一些有識之士在想些什么問題。

 

我們的初衷是,影響有影響力的人!

 

這個口號就變成一種實踐。這也是我們做《知識分子》(微信公眾號),做高山大學,包括今天我來參加這個活動,是同樣一個道理。

 

有些先進的思想或者觀點,直接面向普羅大眾很費勁。但如果你影響有影響力的人,比如一個公司的CEO,社會知名人士,哪怕他只吸收20%,也會在他能夠影響的人群里擴展開來。

 

主持人:從這個角度來講,我們在坐的這些總裁們如何取得突破?每個老總都有永遠處理不完的事情,怎么能夠在他們的繁忙的工作之中,抽出大塊時間去拓展更大的一個視野,取得更多的一些智慧,然后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?

 

魯教授: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,是投入這個時間有什么用?從長期看,你企業(yè)的定位是什么?如果定位錯了,方向不對,那么一天忙點頭,也做不成一個優(yōu)秀的企業(yè)。做人也一樣。你要過怎樣的人生?你想成為怎樣的人?

 

我們要是創(chuàng)造這樣一個機會,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體驗。不是去解決一些眼前的問題,如何拿到投資,如何上市。而是要跳出已有的圈子,去尋找到一些差異化的思維,更深層次的智慧,可能會對自己的創(chuàng)新性思維產生很大的作用,做成一個有特點有差異化的公司。

 

以我個人做研究的經歷來看,我在科學上做出的一些成績,往往是跳出我自己熟悉的領域,和化學/物理,臨床,人工智能等不同的領域進行交叉。有時也借用其他領域的技術,方法,甚至概念、思路。有時候跨度還挺大。大跨度的學科交叉其實非常難。但一旦做成,那將會是一個revolution。

 

另一種做法,是將兩個距離較遠的技術或領域的進行融合,開創(chuàng)一個新領域。

 

譬如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BDNF,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作用緩慢的 growth factor,主要在發(fā)育過程當中起調控作用。沒人想過,BDNF還可以對成年大腦的突觸傳遞和可塑性,發(fā)生很快速的增強。在我建立獨立實驗室之初,我們將分子生物學和電生理兩種技術(當時這兩種技術都會的人很少)結合起來,發(fā)現BDNF對海馬突觸的可塑性有增強作用,提示BDNF可能調控學習記憶。我們的那篇Nature論文,開創(chuàng)了一個新的領域,后來許多大家紛紛涌入,形成了一個競爭激烈科學熱點。

 

如何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?我們的做法還是要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om。接下來我們開始與臨床醫(yī)生合作。我們發(fā)現BDNF基因的一個SNP,改變了一個氨基酸(從V-BDNF 到M-BDNF)。這種變異使得BDNF從細胞內釋放的量減少,導致海馬激活的改變和場景記憶的下降。該項工作在Cell發(fā)表后,當年就被評上世界科學突破十大進展的第二名,也從此將我的興趣引入了轉化醫(yī)學。

 

主持人:通常深入持久地做一個領域才有突破,跨界過頭會不會讓一個變得淺嘗輒止呢?

 

魯教授:我也時時警告自己,盡管我可以跨出去很遠,但要牢牢地扎根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,自己的根。比如,我的根就是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。

 

我覺得個人也好,公司也好,要常常問自己三個問題。這就是Jim Collins的書,“Good to Great”《從優(yōu)秀到卓越》中說的三個圓圈:第一個圓圈是我最擅長什么,第二個圓圈是我最喜歡做最熱愛的是什么,第三圓圈是什么是對自己、對社會最大價值的事情。這三個圈相交的中間的三角區(qū),那就是你應該長期深耕的領域。

 

主持人:那您的三個圈是什么?

 

魯教授:我覺得自己比較擅長的圈是Vision,也就是看的遠一點,看的準一點。往往比較關注大的格局,大的方向。做事也比較strategic,抓重點,包括選擇做什么,小到項目,大到一些重要的方向性問題。我會早一點想到下一步,未來3-5年是什么樣的,我要做什么樣的準備。另外我比較愿意去冒險,嘗試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。我不太擅長細節(jié)性的工作,或者是很細致的分析。

 

我最喜歡做的那個圈是creative work。每當我們做了一件很有創(chuàng)意的,別人意想不到的工作,或者是非常有特色的事情,就會非常興奮非常自豪。我也喜歡與人打交道。思想交流,或者能夠說服別人與我們一起干,我總覺得很開心。我不喜歡重復性的工作。

 

我比較關注做影響力大,影響時間長的東西。做《知識分子》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,做高山大學也是。對我來說,最能聚焦三個圈中間的三角區(qū),就是我和管小明博士共同創(chuàng)立的“福貝生物”公司,做腦疾病原創(chuàng)新藥的研發(fā)。

 

“福貝生物”給自己的定位,是“以自主創(chuàng)新引領神經藥物研發(fā)”。我們要做神經系統(tǒng)疾病的transformative medicine,要引領神經疾病藥物研發(fā)的新的模式,做行業(yè)的領軍企業(yè),做出一個范式來,而不是做一個簡單的能夠融資能夠上市的公司。Revenue當然要,但僅僅做能夠賺錢的制藥公司,I don't feel satisfied。

 

主持人:在您剛才提到的最有價值的事情里面,做《知識分子》排在第一,“福貝生物”似乎排在后面。您花在做藥上的時間會很多嗎?

 

魯教授:不是這樣的?!吨R分子》比較有顯示度。但事實上我花時間花精力最多的事情是新藥研發(fā),包括在清華做的,在“福貝”做的。回顧我這一輩子做的事情,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。

 

第一個階段是做基礎科學,做最好的科研,發(fā)表最有影響的文章。這個階段大概到2003年。在那篇文章關于V-BDNF,M-BDNF的Cell論文發(fā)了以后,我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:Translational medicine。我們在NIH成立了一個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Translational Research Center,讓基礎科學研究到臨床轉化。到2009年,我的興趣進入第三階段,就是真正用這么多年積累的基礎研究和轉化醫(yī)學知識經驗,幫助原創(chuàng)新藥的研發(fā)。這個階段從GSK開始,直到現在。

 

您可以看出來,我的每一個階段的發(fā)展,都圍繞著一條主線,那就是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。從它的基礎研究到轉化醫(yī)學,再到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的創(chuàng)新藥研發(fā),基本上是這樣一條線貫穿下來。做原創(chuàng)新藥很難,任何一個藥要能夠成功,都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,要對它有非常深層次的認識,還需要有非常創(chuàng)新的思路和方法。

 

主持人:您現在花在福貝生物藥物研發(fā)上的精力有多大?體現在哪些方面?

 

魯教授: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。“福貝”有一條基于原創(chuàng)型新藥的,長短線平衡的產品管線。我們做的每一個產品,都注入了自己獨創(chuàng)的技術壁壘,是有全球競爭力的。盡管我們近期的產品聚焦能快速PoC的罕見病藥,但我們有一個宏偉的長遠目標,那就是最終要做出基于我們的研發(fā)戰(zhàn)略的治療老年癡呆(AD)的創(chuàng)新藥。

 

全世界這么多的藥廠都沒做出來,為什么我們能做呢?我們要仔細地分析跨國公司和biotech公司的優(yōu)勢和劣勢,我們自己的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和創(chuàng)新思路,研究整個研發(fā)和產業(yè)化過程當中,到底出了什么問題,有哪些關鍵點。

 

最后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:我們不能光靠大藥廠,或一家創(chuàng)新公司,我們還需要有學術界,臨床醫(yī)院,人工智能等多個行業(yè)的創(chuàng)新思路,方法和模式。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各方面的優(yōu)勢有效地整合和最大化地發(fā)揮出來。要有協(xié)同增效作用。所以我現在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建設這樣一個體系,這個體系會提高我們的研發(fā)成功率。

 

舉例來說,基于過去這么多家大藥廠的臨床試驗和我們對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的幾十年研究積累,我和我的同事們在Nature Neuroscience Review上撰文,指出應該聚焦pathophysiology 而不是pathogenesis,并提出了“神經突觸修復”和“抑制神經炎癥”的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全新理論,這個理論是目前“福貝”主要的的藥物研發(fā)攻略。

 

還有,我們缺少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人類AD病理學,疾病進程和藥效的動物模型。于是我們花了5年時間,在清華的實驗室做出了一個大鼠的AD模型?,F在看來,這個模型具有比世界上如何一個模型都更接近人類AD的表型。

 

另外,腦疾病藥物研發(fā)的一大挑戰(zhàn)是臨床上缺乏biomarker。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研究認為腦電是一個能夠快速反應藥效的biomarker,但腦電的解讀極具挑戰(zhàn)。

 

于是,我們支持成立了一家由清華專家創(chuàng)立的公司“靈犀云”,用人工智能來解讀腦電,并把它打磨成一個真正可以在臨床上使用的biomarker。這家新公司會用他們的人工智能腦電產品來支持“福貝生物”做腦疾病藥物研發(fā)。

 

再舉一個例子。我積極參與領導北京市人腦高精尖中心,由天壇,宣武,安定三家國內頂級有腦疾病專長的醫(yī)院組成,促進基礎科學家和臨床醫(yī)師的交流合作,把最先進的技術,如免疫學,影像學,單細胞基因組學,蛋白組學,與豐富的臨床資源結合起來,推動臨床轉化研究。

 

我們希望基于臨床隊列研究,找到優(yōu)質的新靶點,拓展疾病機制研究的新思路;開展brain PK, target engagement, 幫助新藥研發(fā);廣泛應用大數據,人工智能,幫助疾病診斷;找到各種腦疾病的biomarkers,好的病人選擇新方法來;等等。

 

主持人:為了到達目的地,在沒有路的情況下,您就開始修路或架橋,鋪就前人沒有的路是很有成就感的事。在這個過程中您會對修路架橋本身的科學性產生的濃厚興趣,于是您會不會就變成了一個架橋鋪路的公司和專家,轉而忘記為什么而出發(fā)?

 

魯教授: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。事實上,做first-in-class的創(chuàng)新藥,這些都得做。好的動物模型,好的 Biomarker,好的病人選擇方式,各大跨國藥企都會投入很多資金和精力去做這些,我過去在GSK的時候也做過。只不過大公司做這些很難,不太有成效。這些工作在學術界,研究型醫(yī)院做,比較合適??鐕救チ?,有很高的barriers,人家都不愿意合作。我們用一種新的模式做,對參與方都有利,就非常有成效。把這個路鋪平不是一家獲益,而是所有做中樞神經系統(tǒng)藥的機構和人都會獲益。我可能不會像CEO、COO那樣管理公司,但我能做的東西別人做不了。我做的是調動各種各樣的資源,來解決一些推進管線產品的關鍵性問題,提高原創(chuàng)新藥的成功率。

 

對于有些公益性質的事情,我是這樣看的。首先,我們不能忘了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要干啥,所謂不忘初心,我們的目的是要做藥,做出神經系統(tǒng)疾病的原創(chuàng)新藥來。第二,當我在修路架橋,賦能他人做藥的時候,我也是自身獲益的。第三,做這些事情都要有團隊,我做的只是把這個事情組織起來。一個人做事,不能只為自己,也不能只為一家公司。整個創(chuàng)新藥的體系起來了,生態(tài)起來了,對整個產業(yè)有利,對我們自己也有利。

 

主持人:以您的這種philosophy,您要把全人類的使命放在最優(yōu)先的位置上,我覺得去做公司是蠻難的。公司往往是“自私的”,比如為什么要申請專利,就是要獨享技術發(fā)明。如果是您僅僅做大學教授的話,普世情懷就不會沖突。

 

魯教授:一家好的公司,它一定不止想到只是去賺錢。它要有優(yōu)秀的團隊,有服務于社會的優(yōu)質產品,還有一個可以讓公司長期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文化。這就是我為什么推薦大家讀那本書《GOOD TO GREAT》(從優(yōu)秀到卓越)。我們可以也一定要提高自己作為企業(yè)家的境界。

 

最后,我想提醒大家,2020年是一個百年未遇的轉折年,我們有幸或者不幸經歷了這一年,中美之爭加上新冠病毒這兩件事,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發(fā)展。整個世界因此而改變了。大家對此得要有一個充分的認識,幾乎我們每個公司,每個人都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大家準備好了嗎?

 

專家簡介:魯白博士,人腦保護高精尖創(chuàng)新中心副主任,清華大學藥學院終生教授。國際著名神經科學家,在神經發(fā)育,突觸可塑性,腦認知及其腦疾病的研究領域做出過一系列重大發(fā)現。他的研究揭示了腦源性神經營養(yǎng)因子BDNF對神經突觸傳遞和可塑性及學習記憶的調控,開創(chuàng)了一個新領域。他還發(fā)現BDNF基因變異調控人類場景記憶,并對多種神經、精神疾病有影響。該工作被評為2003年世界十大科學突破第二名。曾擔任美國NIH跨研究所的轉化醫(yī)學部副主任,葛蘭素史克(GSK)研發(fā)部任副總裁,清華大學醫(yī)學院常務副院長。北京市科技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專家組組長,北京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。曾獲NIH院長獎,Ray Wu 獎,Mathilde Solowey獎等,為湯森路透“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”中唯一一名在中國工作的神經科學家。2016-2019年連續(xù)入選“中國高被引神經科學領域科學家”。目前的研究工作側重于神經系統(tǒng)疾病的發(fā)病機制,臨床轉化和藥物研發(fā)。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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